《庄子•应帝王》有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讲求心如明镜，内心如如不动、一尘不染，即“如镜当台”。如能“随镜映现”，不蒙尘垢，“物来而应，过去不留”，心中不藏是非恩怨。如是，于现实的纷繁喧闹中存以内心的沉静与安然，获取洞悉世事后的明智与淡定。北宋《宣和画谱》有文《花鸟叙论》，阐述了花鸟画创作“与诗人相表里”，托物以言志，以传达精神情感为旨趣的特点。王鹤的写意花鸟画清气洋溢，用墨不多且点染有致，用色淡雅，简古清悠。从其笔墨与画面意境我更能品出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之心境。

　　元朝民族矛盾尖锐阶级矛盾突出得以成就了文人画发展的良好土壤，文人画家以清淡水墨写意避世道之乱，求内心清宁，写意花鸟画得到大力发展。王冕隐居九里山卖画为生，墨梅清气满乾坤。倪瓒云“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清初八大山人则以他奇古的笔墨画出“伤心鸟”、“瞪眼鱼”更是传达了他孤傲不屈、悲愤苍凉的情感，通过《荷花小鸟》、《孔雀牡丹竹石图》等形貌怪诞、表情冷漠的笔下形象，以简练、淋漓的墨色生动反映了八大山人玩世不恭的心态，也流露出怨愤、孤傲、幽默、混乱、焦躁的情感和心绪。王鹤的写意花鸟画创作以其真趣、高趣、清趣、雅趣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人生态度。大都市商潮滚滚，人心浮躁，沽名钓誉，贪功逐利，然其常言“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虽身居闹市，但求宁静致远，淡泊心智，沉潜顿悟。与其交谈，常能感受其“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潇洒与惬意。画如其人，他的画淡雅清古，意韵清新，品格高调，不落俗套。但又不是倪云林的避世以自娱，也非八大的悲愤与孤傲，而是透着一股风雅的意趣。

　　风雅是唐宋文化的精粹，是唐宋文人士大夫优雅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大唐盛世留给后世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而上溯到《诗经》确立的风雅精神，主要指诗歌创作追求对现实的关注热情、强烈的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这些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风雅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是沿袭汉魏风骨，要有骨气，有寄托，关注现实。王鹤作品中那傲视的孤鹰，独立的大鸟，畸形的游鱼正是他内心对外界的真实关照，以自己的独善其身曲意表达对时风潮流的忧怀与批判，可谓心性与画作秉承了中国正统文化的风雅精神，而非纯粹的文人雅兴抒写。

　　写意之趣，雅为难，清为高。王鹤的画率真平淡自然天趣，既不摹泥照搬物象之貌，又无矫揉造作娇媚之小趣。置陈布势，疏而不空；笔墨安排，以空为有，计白当黑，以虚代实；意发人思，趣求淡雅。观其笔墨，笔笔有意，墨色有情，物象形态与心中之意自然融合，气神袭人。线条造型，有虚有实，轻重结合，疏密有致，急缓对比，极为讲究，但又天趣偶成，笔墨精整，无丝毫雕饰之感。水墨晕染，线面结合，纸质结合，技巧娴熟却巧而不匠。笔之趣、墨之趣、色之趣、势之趣、力之趣、气之趣、平面之趣、构成之趣等可谓心使意驱，皆得艺术之趣。观其意象，朴雅灵秀，画外之象，豁达沉郁，神气俱佳。观其意境，情理结合，形神统一，清幽深远，以文人品性见长。诸多作品有弦外之音、境外之思、象外之情。

　　花与鸟是有生命的，以花鸟写意乃托物言志，画家因其对花与鸟隐蕴和倾注的情感体验和心灵融化，所画花鸟都是被人格化了的精神与灵魂的象征，是鲜活的生命。王鹤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个性化的语言和表现样式传达给了我们在现实欲念中应当恪守的心灵品质和灵魂操守。在他儒家风雅气质和庄子澄怀味象的心境中，观者得以获取精神旅程上对内在生命品性的关照和自省，这应该也是王鹤创作这些写意花鸟画的愿景吧。

　　2010年5月21日于望京